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曼的头上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曼的头上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充沛，似乎她的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怒发冲冠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儿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曼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儿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曼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的时候，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叫“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曼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儿作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曼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的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曼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只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曼，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曼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痕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扇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到处是头发的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