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北宋并没有gdp的统计体系，但如果对比北宋与盛唐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有近两倍于唐朝的人口和倍增的生产率，其经济总规模大致是盛唐时期的4倍。考虑到北宋时期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都超过了唐代，因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量应该不少于唐代的4倍。
然而事实更为惊人。
北宋每年新增的货币量，从995年的每年铸铜钱000年前后的125万贯，1007年的1045年的300万贯，到宋神宗元丰三年0年达到了506万贯的顶峰4
这仅仅是铜钱，北宋当时每年还有100多万贯的铁钱铸币量5，以及四川地区的纸币初期总流通量为125万贯。
而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每年铸币大约为32万贯，唐宪宗元和年间35万贯。如果宋神宗元丰年间已是北宋由盛转衰的拐点，那么唐玄宗的天宝年间也处于唐朝的同等位置，这意味着北宋极盛时期的新增货币量，是唐朝同一时期的至少19倍。
到104亿15亿贯，加上私人盗铸和前朝仍在流通的铜钱，其货币总存量大约在25亿26亿贯。如果以铜钱枚数计算宋代1贯铜钱为770枚，大致在2000亿枚左右。
在西汉时期，家产上千万铜钱的巨富屈指可数，而北宋首都的“千万富豪”则比比皆是。道理很简单，北宋铜钱的购买力与汉唐相比，出现了大幅贬值。
在鼎盛时期，北宋有4倍于唐朝的经济规模，却超发了19倍的货币，很明显，北宋的货币问题相当严重。
货币超发的第一个效果自然是通货膨胀。“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间，物价是从低向高发展的，物价指数由宋初的100上升到1150，即增至115倍。到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期，物价有所下降，但此后到宋徽宗，又由低增高，麦和米的指数分别增至1200和1500，亦即增至12倍和15倍。”6
南宋著名文人叶适在比较两宋物价变动，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物价飞涨时感慨道：“吴越之地，人口为天下的一半，土地却不足一半，而米粟布帛的价格已是从前北宋末的3倍，鸡肉、猪肉、蔬菜、木材、焦炭涨了5倍，田宅土地暴涨了10倍，而黄金地段的宅院和肥沃的田地，更是众人争抢而极难获得，它们的价格则是过去的几十上百倍了。”
叶适对北宋末和南宋初江南物价的描述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得最快，黄金地段的房宅价格竟然飙升了几十上百倍这说明了货币超发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资产通胀远比cpi上涨更为猛烈
北宋的货币超发并非均匀地分摊给每一个人，而是通过资产膨胀向少数人快速集中，除了田土、房产，金融资产也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梁著名的“金融街”南通街的豪华与壮观。在“金融街”上，各大金融机构比肩林立，当时的时髦名称叫“交引铺”，各种有价证券，如各种货币、“盐引”、“盐钞”、“茶引”在其中交易，盛况空前。“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如果每笔交易是千万枚铜钱，即万贯级别的交易，这相当于北宋货币供应量2000亿枚铜钱的5，如果201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2是106万亿，5即是530亿，这意味着北宋银行家的单笔交易规模达到了530亿元，确实是相当骇人听闻以如此级别的资金交易规模估算，汴京“金融街”的房价恐怕只能是天价了。
当年汴京的金融街，其规模和影响力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华尔街。
显然，北宋的银行家们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而是超级富豪。北宋的银行业务如何能有如此惊人的利润呢其实，他们赚钱的思路与今天华尔街的银行家非常类似，最赚钱的盈利模式是金融交易，传统的贷款业务高利贷还在其次。
北宋银行家们交易的并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典型的金融票据，即官府垄断专营的盐和茶的金融衍生产品交引盐引、茶引和盐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