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要解决的是公共资源的获取和运用
搜狐财经:我们看到您主持的“博源”关于《价、财、税配套改革——应对“新时期”挑战的政策选择》的课题报告,其中提出了十二项改革建议。能否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的总体设想?
秦晓: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推进市场化进程,这涉及政府功能转变和市场制度安排。价格是市场的第一要义,如果价格是管制的,是由政府定的,就不是市场经济。价格错了,资源配置就会扭曲。
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已基本完成,但是能源、矿产资源、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价格改革还不到位,这其中资本价格就是汇率和利率。当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价格改革从商品市场推到要素市场。
财政和税收是公共资源,应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调控市场周波。财政改革要解决好四个问题:第一,财政和社会的关系,设立预算法,建立透明的、全口径的财政预算,控制政府行政消费,增加财政对改善民生的支出;第二,财政和市场的关系,调节现有的税种和税率,减少、规范各种费用征收,降低“宏观税负”,同时适时推出社保税、房产税、环保税、提高资源税率;第三,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根据属性和特征调整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和支出责任,使收入与支出平衡,同时解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第四,财政可持续性,一是控制政府公共债务和赤字,二是社保、医保、环境等公共品的保障都是制度化的,从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财政的隐性债务有多大,因而要考虑长远、以丰补缺,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
地方债是近忧,社保、医保是远虑
搜狐财经:很多学者非常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以及相关问题,这张资产负债表可以给我们最直接的指导意义是什么?它能在哪些方面对经济转型带来实际帮助?
秦晓:我们现在还没有官方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财政预算只是当年的收支账,或称现金流量表,它不能反映资产和负债状况。国家资产负债表一方面可以揭示财政的资源,如矿藏、土地、国企等,另一方面可以计算出财政未来的潜在债务,比如社保、医保、环保的欠账。这些问题是隐性的、长远的,但应从当下做起,如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的重新配置,环保投入、社保、医保的改革等,到问题冒出来再做成本就会更大。这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当下改革的促进作用,弄清了家底有利于财政的长远平衡和可持续。
搜狐财经: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编制这样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话,其中表内最大的问题可能来源于地方债,您怎么看?
秦晓:地方债是短期的问题,而国家资产负债表揭示的是中长期问题。从短期看,地方债如果不加控制,继续膨胀,也是不小的问题。现在的地方债规模主要由两块构成,一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约9.4万亿,还有另外的两三万亿“城投债”。我认为地方债整体规模已经控制住了,但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今后应允许合格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通过市场来约束。国家资产负债表揭示的是长期的、潜在的政府债务,根据我们测算,从量上讲第一是社保,第二是医保,第三是环境,前两个问题与人口老化相关,第三个问题是偏离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成本。
要素价格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同步进行
搜狐财经: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上,诸如矿产、能源、水电等价格的放开,目前碰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秦晓:政府要判断改革的成本和风险。进行改革的话,社会、企业能不能承受,财政能不能承受?我们的课题报告通过测算认为价财税配套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改革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风险是可控的。模拟分析显示,这些改革在三年内对GDP的增长的影响基本为中性,一些部门行业所受的冲击基本可为其他行业的受益所对冲。
搜狐财经:您之前主张先要素价格市场化,再实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要素价格解除管制和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有什么冲突吗?
秦晓:我曾有这样的观点,因为要素价格没有理顺,就无法知道汇率的均衡点在哪里。以贸易顺差为例,人民币长期低估是一个因素,但导致顺差的原因还有很多,要素价格管制也是一个,比如电、能源、油价格是管制的,这些对顺差有多大贡献就不知道。要素价格先市场化,就容易测算汇率改革需要改多大幅度,能不能承受。但是到了今天,人民币汇率也接近市场均衡点,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也在进行中,因此要素价格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可以同步。
搜狐财经:央行最近称将择机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这也符合您的改革建议。这一举措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会有多大?对银行业会有怎样的冲击?您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年内会不会推出?
秦晓:利率市场化从短期看对银行业会有冲击,从长远看会促进银行业收益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有很多银行已经开始转型了。改革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就要给民众一个安全感。存款保险制度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对于具体的实施细节和时间表我不判断,我只建议应该做什么事情。
财政投入民生领域的比例要大幅提高
搜狐财经:近期很多学者都在关注《预算法》的修改。复旦大学韦森教授提出,应该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并制衡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秦晓:政府的财政需要约束和监督,《预算法》为约束和监督提供法律支持。
搜狐财经:财政方面,像您刚才说到社保、医保、医疗、教育、环保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比例,我们看到这两年一直在增加。对于这些投入的效率,您如何评价?
秦晓:投入效率是一个问题,但首先是投入比例。公共财政的钱应主要投到民生方面,什么能代表民生呢?国际上还没有这个统计概念。社会治安是不是民生?住房是不是民生?我在测算评价中选了四项,就是社保、医保、住房、教育,并抽取同等人均收入的国家样本做了比较,同等人均收入国家占比都是50%以上,而我们是这四项的投入仅占财政支出5%。我觉得这个比例低了,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两年加大了廉租房的建设,否则还不到5%。如果将改善一次分配差距的钱再去搞重化工投资,就会造成新一轮的资本和劳动力收入分配的差距,形成二次分配的逆向调节。财政支出的效率肯定大有文章可做的,公共事业不一定要政府直接去做,也可以通过外包,让市场来做。
房产税应该征,但前提是不能重复征税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不高?很多学者呼吁要结构性减税,您有什么看法?
秦晓:宏观税负指的是税负的总量水平,而结构性减税指的某些产业税种、税率的调整。据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达到5%(分子是政府收入,分母是GDP),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们税负还是太高了。而税负高,主要是在各种“费”的征收。降低宏观税负,首先应从规范、清理各种“费”入手。“税”的部分,有些税种的税率也有降的空间,此外还可以进行结构性减税。
搜狐财经:您之前曾说,对三年内依靠房地产税来全面解决地产泡沫问题不能寄予太大希望。那么,房产税到底应不应该征收,又应该如何征收?
秦晓:应该征,发达经济体都是征的。但是征房产税就不应再收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不能重复征收,房产税的用途除了补偿土地费用外,主要应用于社区环境改善。
超脱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才能推动改革
搜狐财经:您曾经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以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掣肘。这是为什么?
秦晓:此轮经济改革方案将在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提出,目前中财办主导这项工作,方案形成后的实施、监督和持续推进应由政府负责。从体制上讲需要一个常设的、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来承担此项工作。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在研究报告中提设立一个负责改革的机构,这个机构应有一定的行政权威和研究、规划能力,同时也具有汇集社会资源功能。
在合适的场合,讲合适的问题
搜狐财经:很多人对于您的经历认识是,从官场到商界,又到启蒙的呼唤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您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哪些变化?是哪些事情影响了您的这种认识变化?
秦晓:我想每个人都要扮演多种角色,我当政府官员并不意味着我不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我做国企领导并不意味着我不是一个学者。但不能以学者身份做国企,不能以国企身份做学者,应能分清不同身份所应扮演的不同角色。时代需要精英、民众和政治家的互动,精英该做一些超越他自己职业的事情,要关心社会的进步,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
谈到认识的变化,一开始我也是比较主张“威权政府”的,受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样的东亚模式的影响,但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开始反思。我们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学习日本的经验,“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的特征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导,如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实际上比他们做得还要多,除了上述方面,还控制国有企业、管制价格、行政审批,这些他们都没有。
总体讲政府主导经济会产生一些内生的问题,第一,市场化程度不够,需要政府来推动市场化,解除制度障碍。当市场已经发育起来,政府是不是应该回归它自己的角色,看来很难做到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利益集团。第二,只要管制价格就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效益损失。第三,政府直接主导经济活动,一定会造成官商勾结,形成寻租、腐败。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需要改革的问题。
(采访时间:01年6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