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同盟会员们清楚，为了进行武装斗争，必须掌握武装力量，于是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省内，并以发动军人做为主要工作目标。
同盟会员荣炳奉派回国后，很快在山西武备学堂和新军中发展王嗣昌、应芝、常樾、赵守钰、张煌、王梦弼、金殿元等加入同盟会。
不久，同盟会员荣福桐回省传达了同盟会总部关于“加紧革命活动，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与会人员商定除在太原等地壮大实力外，还应在清廷鞭长莫及的绥远西部开展工作。
会后，王建基等到包头一带进行活动，一九零七年在萨拉奇发动起义。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和力量悬殊而告失败，徐翰文字西园牺牲，王建基被捕 。
这是同盟会在北方进行武装暴动的一次尝试。
一九零九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山西留学生毕业回省。同盟会员阎锡山、仇亮、张瑜、乔煦、马开崧、李大魁等分别在陆军小学堂武备学堂改称和督练公所等军事部门任职，使同盟会在山西军事机关的力量大为增强。
这年十一月，清廷陆军部召集留日学生在京会试。结果山西的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相当中尉的军衔 ；名列上等的黄国梁、阎锡山、张瑜、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辎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
这次考试使各省军人中在日本入盟的同盟会员聚首一堂，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对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考试之后，陆军部发布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军校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
山西当局根据这一指示，提升温寿泉为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革命同情者、阎锡山分任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五标和第八十六标教练官相当副团长。
不久，黄国梁和阎锡山又分任两标标统团长，同盟会员常樾、马开崧任教练官，南桂馨任军需，张瑜、乔煦任管带相当营长，王嗣昌、张德荣、张煌、刘汉卿、应芝、王缵绪等任队官连长。从此，同盟会员基本上掌握了山西新军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山西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也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会员杨彭龄是师范生，在胶东随同宋教仁起义失败后，被派到山西工作，打入第八十五标二营当兵，后升正目相当班长。
他宣传革命思想，联络进步士兵，把左队的另外八个正目，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与他们拜为结义弟兄。
二营右队的二十四个同盟会员也拜为结义弟兄，其他各营也都有类似活动。这样，新军从上到下，就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了。
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山西起义的条件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关于山西起义具体情况，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太原起义后，清廷即令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进军山西，镇压兵变。
十一月三日，吴禄贞到达石家庄，即派何遂到娘子关与山西民军联系。
十一月四日，吴禄贞与阎锡山在娘子关会谈，决定成立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任参谋长；并决定山西民军两个营开赴石家庄，然后联络张绍曾、蓝天蔚会师北京。
只是，这一计划因吴禄贞的被害而流产。
不久，袁世凯的把兄弟，绰号“快马张”的张锡銮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曹锟率北洋军第三镇保护他到山西赴任。
起义军如何迎敌，景定成向阎锡山建议：“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惟有一战，不可退让，胜则长驱北上，败则分兵南北，另作计划。”
阎锡山同意景的意见。
十二月九日，两军在娘子关附近交战，民军不敌，十二日清军占领娘子关。山西民军退返太原，按原定计划，阎锡山、赵戴文等率部北上，温寿泉、杨彭龄、景定成等率部南下。
民军离开太原后，原来的清官员立即复辟，用原印信布告安民。
协理巡抚李盛铎成立巡防队三旗以及民团等，并致电张锡銮：“三晋官员重见天日，无不额首称庆。”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梁善济为首的太原官绅代表又到石家庄欢迎张锡銮。
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第三镇第五混成协协统卢永祥率步兵第一标王丞斌部等进占太原。一月十日，张锡銮也由石家庄到达太原。
看到直隶革命党的活动有所减弱，特别是拿下太原后，袁世凯总算松了口气。后方有所稳定了，他总算可以抽出主要精力张罗南北议和了。
十二月三日，南方脱离清廷各省的代表在武昌开会，通过了临时组织大纲。由此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党人正式组织起来，同意与北方进行正式谈判。
十二月七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
九日，南方十一省革命军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
唐绍仪于十日抵汉口，由英国代表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把和谈地点定在上海，十七日唐绍仪至上海。
“南北议和”的具体地点经商议设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工部局的市政厅，和谈的时间开始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南北双方的伍廷芳和唐绍仪二人是广东老乡，也曾是在外务部共事过的老朋友老同事。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省香山县人，二十世纪初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袁世凯的金兰兄弟、高级幕僚。先后任清廷总理总办、邮传大臣、山东大学校长、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后来曾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伍廷芳、字文爵，广东省新会县人。同样是清末民初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中国近代的第一位法学博士，著名律师，也曾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十二月十次会议上南北双方讨论了各省战场的停战问题，
在这一点上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决定停战，第一次会议气氛融洽、成果显著。
十二月二十日，“南北议和”的第二次会议讨论了今后国家的国体问题，南方代表团伍廷芳的观点很鲜明承认共和、取消帝制。
北方团唐绍仪本人是赞成共和的，但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清廷，只能按着出发时袁世凯交待的口径，坚持君主立宪。
虽然唐绍仪也委婉的表示如果让袁世凯出任总统，想办法让清帝退位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伍廷芳则坚称，南方是为共和而高举革命大旗的，共和是谈所有问题的基本点。在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第二次会谈只能结束。
南北议和牵动着方方面面，方方面面也都在登台表演
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议和开始后的第三天，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双方代表分别提出相同照会：“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因此各国“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
战乱会使列强的在华利益受损，这显然是他们不愿见到的。表面上对谈判的双方不偏不倚，但总的说来他们是倾向于袁世凯的，此举主要是给革命党方面施加压力。
南北双方的代表刚刚坐到了一起，议和就遭遇到了清廷部分皇室人员的强烈反对。
喊得最凶的是以溥伟、良弼等贵族子弟，他们竭力主张集结效忠清的军队，前去和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其中尤以恭亲王溥伟最为激进。
爱新觉罗溥伟一代恭亲王奕訢的后裔，在光绪二十六年承袭王爵。
溥伟在慈禧太后在位的时候很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不止一次地说过：“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因此使溥伟受到了清廷的重用。
慈禧太后死后，溥伟对袁世凯手握大权十分不满，曾和摄政王载沣一起密谋诛杀袁世凯，但是后来没有成功。在袁世凯复出的过程中，他曾极力地加以阻挠。
这些人的反对，也给“南北议和”带来一定的干扰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