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进北大后，也给北大推荐了多名人才。
蔡元培曾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
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仁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加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成为新青年的卫星刊物，也成为不新文化运动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
在伟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齐名，被时人称之为“陈胡”。
白话文学的提倡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北大校内的反对者就出版了国故、国民与之对抗，后来南京又有吴宓、梅光迪等人主办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
这一年的2月、3月间，传出谣言，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经被驱逐出京。
前边讲过了，林纾则除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荆生等小说影射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外，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函，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在公言报发表长信，对林纾的攻击一一加以解释和反驳。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比起陈独秀来，较为温和，做事不够果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一些，但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
比如，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答辩书写道：“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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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写不出来的。
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1915 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
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个朋友说：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接着，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他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
“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
“第三，道德 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
亨利克易卜生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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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5月23日，挪威戏剧家，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快乐，无视传统社会的陈腐礼仪。其突出贡献是在欧洲现实主义戏剧走向衰落，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学十分泛滥的时代，高举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并创造了以设疑性构思、论辩性对白和追溯性手法为基本艺术特征的“社会问题剧”体裁。其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也足可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媲美。最著名的有诗剧培尔金特9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