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
1家英文报馆里的4个排字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几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人受西风的影响“商务”两字就带上了商业竞争的意味，具有不同于一般国人的眼光和胸襟。5年后毅然以高薪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张元济主持编译事务，使这个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在短短25年时间里，资金从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长33的速度，至1922年达到500万元；成为国内出版大擘，实现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选贤用能，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
一代大师蔡元培，一直与商务印书馆保持着特殊关系。
新文化运动刚起于“青萍之末”，张元济即敏感到新潮的压力与机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识较优者”。在后来几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这个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断的呼喊。
年，张元济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培植新来有用之人”。
毫无疑问，此时张元济已经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轻教授胡适。张元济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参与戊戌变法，被光绪召见。他的学养和抱负，决定了他要物色巅峰人物。而届时胡适正英奇纵放，立于时代潮头，万人瞩目。
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与此事当不无关系。
7月27日，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文，收入亚东图书馆当年书。这是胡适考证古典白话小说的开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亚东图书馆出版校点本明清小说，推动了明清小说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小说史学科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他的学与学术事件的成果。其中有关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素为学人称道。而他有关水浒传的考证，也自成系列，对这部小说研究的展开，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的水浒传考证比他的红楼梦考证早一年，因此，胡适对水浒传的研究，从小说史学科的角度看，与他的红楼梦考证及其白话诗一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胡适考证水浒传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是将其作为作思想学问的一个例子。通过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而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实际上，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就是对水浒传的研究方面，也具有开创性。
首先是对水浒传产生与演变及版本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胡适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据宋史等记载，认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实存在；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证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结合宣和遗事和元代杂剧，探讨了水浒题材的具体情形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胡适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产生的题材依据与社会心理。
由此，胡适得出结论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根据胡适的考证：“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基础与社会心理，对阐释水浒传的思想内涵与英雄品质，有重要的启发。
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针对鲁迅所主张的水浒传分简本和繁本两类、简本先于繁本的观点，他认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简本都是所谓坊贾的删节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简后的情况。对一些具体情节与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根据众英雄在征辽、征田虎王庆几无损失，而征方腊一役却损失过三分之二以及降将马灵、乔道清等在征方腊战役中没有任何表现这两点，指出相关情节是先后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水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高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对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 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种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金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水浒传思想内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处。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他强调水浒传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于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他又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水浒题材作品的演变等角度，突出了小说细节的重要性：
“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
胡适还特别看重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因此，胡适的水浒传考证还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替将来的什么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 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
胡适对水浒传的考证，代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系列新理念，比如重视历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变、文学性质等等，从而为小说史学科的建设，铺下了第一层基石。
胡适说，在考证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浒故事，水浒的作者以及对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后，胡适总结出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在考证古史演变中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